内容简介：

她，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下大儿子忍痛送人，二十岁生下第二个儿子被送人换成工作经费，长期在闽东苏区战斗，多次死里逃生，参加过井冈山胜利会师，奔赴延安，一度脱党，几起几落。

她是陶铸同志夫人，曾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共事，被毛泽东说是“女皇”，和贺子珍是“闺蜜”。

她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是革命家曾志去世前完成的回忆录，由曾志本人执笔、讲述和审定，记录了她参加革命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曾志，女，原铝曾昭学，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

1998年6月21日，曾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目录：

*章 少儿时代

悬壶济世的祖父和书呆子父亲

开明的母亲

保住天足

与长沙豪绅政客家的娃娃亲

考上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又投笔从戎

第二章 初涉洪流

讲习所里唯一的女兵

15岁加入共产党

懵懂的*次婚姻

马日事变遭搜查机智脱身

衡山武装斗争

地下斗争

报送密件，化险为夷

家乡遇险

任卓宣叛变革命

第三章 经历失败

威武与和蔼——两个不一样的朱德

激情青年走向极端

极左政策损害农民利益

"焦土政策"导致农民强烈反对

夏明震之死

陈毅公开承认"焦土政策"错误

第四章 井冈上下

再嫁蔡协民，初识毛泽东

井冈山朱毛大会师

参加黄洋界保卫战

*个孩子被迫送人

毛委员的调令

毛委员说我是"女皇"

进军闽西开辟新根据地

随毛泽东离开井冈山

"少年师"与激进行为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重回红四军

跟随蔡协民做白区工作

第五章 白区岁月

第六章 驰骋闽东

第七章 千里寻党

第八章 武汉重逢

第九章 两条战线

第十章 宝塔山下

第十一章 转战东北

第十二章 工业书记

第十三章 陶铸落难

第十四章 监管插队

第十五章 北京供养

第十六章 耀邦麾下

第十七章 照人余光

后记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

*个孩子被迫送人

毛大嫂，其实也就三十几岁。她与我同乡，是原宜章县苏维埃主席，后来成为前敌委员会委员毛科文①的妻子。她是一个农家少妇，很能吃苦耐劳。在家时，她的丈夫是个职业革命者，经常在外活动，她一人默默地承担着全部家务。像犁田、施肥、割稻、堆稻草垛等一类很重的农活，全由她一人干了。她是当地不多见的一位劳动能手。

1928年4月，宜章第3师撤出湘南时，她随毛科文一起上了井冈山。因为她不认识字，又身怀有孕（她怀孕的月份比我晚一两个月），组织上就分配她在后方留守处做饭。

毛大嫂一个人要做一百来人的饭，十分辛苦。她每天要到离驻地一两里远的地方去挑水，半人多高的水桶，一百来斤，一天要挑好几趟。她有时还要自己去拾柴，捡一些芦草、松树枝回来。有时潮湿的柴火真难烧呀！浓烟滚滚就是不蹿火苗，她的两只眼睛被烟熏得通红，不断地流泪，不住地咳嗽……

真难为这位年轻的少妇，要她承受这么沉重的负担。但她从来不叫苦、不喊累，整天总是笑呵呵的，还老想着帮助别人。她的精神感动了我，于是我也经常去帮她拾柴挑水，我每次只能挑40斤。我给她的帮助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而毛大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的关怀和帮助则是太多了。

这一年11月7日，我临产了。因为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所以我就记住了这个日子。由于是难产，又是*胎，我足足痛了三天才将孩子生下来。

后方留守处没有人会接生，只好由原宜章农民协会委员长杨子达的爱人来帮忙。她在广东学过几天护士，但对接生也是一窍不通。照理生完孩子人很虚弱应该让产妇休息，但她不是这样，而是按着我的肚子使劲地揉，结果肚子里的血水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我昏死了过去。

多亏了毛大嫂，找来中药房的医生，先用勺子撬开我的嘴，用缠着头发的筷子伸到嗓子里搅，用头发刺激喉咙，让我苏醒了过来。然后，医生再用姜汤和乌鸡白凤丸一点点地喂我，使我恢复过来。但由于下身流血不止，半个小时以后，我又昏死过去了。她们又用老办法让我恢复过来。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次，到第二天才稳定下来。

11月的井冈山，北风呼啸，天气十分寒冷，毛大嫂他们为了让我尽量少受风寒，早早地为我用杉树皮搭了一个棚子，用竹子编了一面墙、一扇门和一张床，在床边搭了一张案板，又做了一张凳子。

我躺在这用竹墙和竹门围起来的小世界里，虽然屋外北风飕飕呼号，心中却感到一阵阵的温暖。

孩子生下来后，我的身体十分虚弱。毛大嫂一人要包揽厨房的一切活计，还要替孩子换洗尿布，磨米糊喂孩子。不久我又得了“奶疮”（乳腺炎），疼痛难忍，高烧不退。后来用中药“天星子”敷在乳房上，拔了脓头，高烧才退去。

有一次我在高烧中，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我勉强爬起来，泡点白糖水喂孩子，结果孩子喝了后哭得更凶，脸色发青。我一尝，原来是把咸盐当成白糖了。那时孩子生下不到一周，喝盐水会把肠胃烧坏，好在喝得不多，后来再重泡了点糖水喂下，孩子总算停止了哭泣。

可是接踵而来的是“产褥热”，持续高烧不退。后来吃了一位中医开的凉药，高烧是压了下来，但身体愈加虚弱，动辄冷汗淋漓，双腿麻木沉重，不能下床行走。

幸亏邓允庭主任略通医道，给我开了几贴温补调理的方剂，病情才慢慢地好转。

孩子是生下来了，却无法抚养。当时我年仅17岁，对喂养孩子一窍不通，加上战争环境那么艰苦残酷，如何带得了孩子？

正在我犯愁的时候，有一天，王佐部队一个姓石的副连长的妻子来看望我，我请她把这孩子送给当地群众抚养。她看这孩子可爱，便高兴地说：“那就送给我吧。”她三年前生过一个孩子，后来死了，他们也很想有一个孩子。她说：“我嫂子刚生了个孩子，我请嫂子一道喂养。”

于是，她就高高兴兴地把我刚出生26天的孩子抱走了。

作为中国革命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我深感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革命历史过程记述下来留给后人。因此早就萌生撰写回忆录的念头，但后来由于公务繁忙而迟迟未能付诸实施。

1967年，陶铸在北京被“中央文革小组”打倒，我们被禁锢在中南海的“卍”字廊住所中。怀着痛苦的心情，在寂寞的时光中，我动笔开始了这漫长的写作，并且完成了初稿。然而骤变的政治风云，很快打乱了我的计划，我不得不停下笔来，与陶铸一道来抵御那场风暴的袭击。陶铸蒙冤去世后，我被下放广东监管，插队邱屋，每天除了下地劳动外还得照看年幼的外孙，根本无法动笔写作。

1973年，我获准回北京。1977年我出任中组部副部长，投入平反冤假错案等重要工作，写作依然搁浅。

1983年，我从中组部工作岗位退下来。尽管社会工作很多，但我还是忙里偷闲，并且充分利用数次到北戴河休养的有利条件抓紧写作。

爬格子确实是一件苦差事，更何况这是一个五六十万字的浩大工程，且前后历时二十几个寒冬酷暑。如果说在“卍”字廊住所时，我是被造反派们禁锢在紫红色的高墙中才求得暂时的空闲开始写作的话，那么在北戴河休养时，我是不得不将自己关在四周塞紧了的蚊帐里写作，以躲避众多蚊子的侵扰。

为了求真求实，我尽量自己构思框架，自己动手撰写。只是后来由于年岁已高，气力不支，才改由我口述，我的几任秘书刘朝辉、朱华、李东梅根据录音进行整理，有些部分则是引用了当年的文献材料、总结报告和工作简报等。经过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终于在1993年脱稿完成60余万字的第二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修改了。

这之后，女儿陶斯亮根据我的录音，写了一部约11万宇的书《曾志的故事》。由于是本儿童读物，我觉得过于简单和概括，心想总有一天，我还是要将自传详细写出来。但没想到，1995年我被发现患了恶性淋巴癌，且已是中晚期，我以85岁高龄毅然接受了化疗，全力以赴与病魔进行斗争，写书的事自然暂时被搁置下来。

1997年秋天，虚弱不堪的我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每当夜幕降临时，我常常因想到那尚未修改完成的书稿而难以入眠。因此我想借此次住院治疗之机，也抓紧时间治治那个“心病”。

1997年底，福建省宁德地区驻京联络处原主任郑向忠到医院看望我，言谈中我流露出了书稿至今尚未整理出版的遗憾及欲将此事相托的意愿。郑主任旋即将此事向宁德地委荆福生书记作了汇报。宁德地委十分重视，立即抽调缪小宁、程沛森、邱树添三位同志组成整理编写小组进京，担此重任。经过三个月的辛勤工作，形成了第三稿。随后他们分头前往厦门、漳州、沈阳、内蒙古、武汉、广州等地，在各地党史部门的支持下，对书稿进行了查实、补充、订正。最后缪小宁再次进京，完成全书的修改统稿任务。

在本书的整理出版过程中，宁德地委、宁德驻京联络处和福安、福鼎、宁德三市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了无私的援助。在此我向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加上年代久远，又由于时间有限，身体欠佳，我只能审读部分重要章节，而无法从头到尾看完。因此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回忆录很难尽如人意，遗漏和失误在所难免，我期待着读者们的批评指教。

曾志

1998年6月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