濛濛晓雾初开，皓皓旭日方升。……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约翰·克利斯朵夫》

1991年的中国，站在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

新旧体制转换中回避不了的问题，转轨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一时间成为一些人检验改革得失的砝码。

中国经济在“姓社姓资” 的争论中徘徊，又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0年的 GDP增速下降到了3.9%。

对中国股市来说，1990年年底，上海和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分别正式开业和试营业，新生的证券市场渴望成长，却又忧心于晦明不定的前景。

这一切，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1992 年年初视察南方讲话之后，得到了扭转。当中国改革的罗盘终于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之后，蓦然回首，那一年就是中国这艘巨轮驶向理想彼岸的一座里程碑。

歌曲《春天的故事》 也在 1992 年应运而生，在此后的岁月里， 久久被人们传唱。词作家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拥护和对小平同志的崇敬，虽是一首歌曲，却仿佛有着史诗般的气势：

1992 年，

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更多人开始行动起来，证券市场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的动向，投资基金这一舶来品也迅速在内地破土扎根，迎来一段野蛮生长的萌芽期。

按照成立时间来算，中国内地*只投资基金是 1991年8月发行的珠信基金，*家基金公司是 1992 年 10 月成立的深圳投资基金公司，但它们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产品和机构。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背景，与中国资本市场初期的不成熟相伴相生，投资基金在最初绽放的生命力中，夹杂着略显无序的原生态之势。

市场的一端，是各地压抑不住的设立基金的热情；而在另一端，却缺少统一的监管框架，中国人民银行各地分行、地方政府都在扮演审批人的角色。这就让基金这个舶来品，如同没有被套上辔头的野马，恣意奔腾。

1992 年，投资基金迎来了发行黄金年，当年成立的基金多达57只，而在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公布前，全国共有基金 75 只，1992 年一年就发行了此后全部基金数的七成多。但在全部75只基金中，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仅有4只，有68只由各地分行批准，地方政府批准的有3只。

除了老基金，我国还有基金类证券（包括受益券、组合凭证等）47只，其中40只就是在1992年发行的。

基金市场充满了活力，然而，缺少法制的市场，将是混乱的市场。

发行、审批各行其是，多头管理；基金投向少有节制，房地产和实业成为重配对象；托管不规范。 在没有法规约束的基金市场中，弥漫着海妖塞壬勾魂摄魄的歌声，诱惑着人们脆弱的灵魂。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同时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时任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刘鸿儒任证监会首任主席，证券市场迎来了统一监管的过渡期。

基金管理办法的起草开始提上日程，基金业的监管体系也在条文中渐渐形成，到 1997年11月《暂行办法》正式发布，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监管权正式转移到证监会手中。

人们习惯将《暂行办法》颁布前的基金称为“老基金”，而把相关法规出台后的基金称为“新基金”。

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节? 1991—1992 年? 破土而出

淄博基金拔得头筹

1992年11月11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一场隆重的仪式正在举行，山东省淄博市政府和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联合举办签字仪式，正式宣告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获准成立。

而就在7天前，淄博基金刚刚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批复，成为国内*家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批准成立的投资基金公司，也是*只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的公司型封闭式投资基金。

在11月11日隆重宣布之后，淄博方面马不停蹄。同年12月1日，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就在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注册登记，发起人共 5 家，分别为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淄博市信托投资公司、交通银行淄博支行、山东证券公司、工商银行山东信托投资股份公司。

淄博基金的宗旨就是以新的融资方式支持淄博市乡镇企业的发展，配合国务院批准的淄博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验，并为基金投资者谋求*的投资效益。

因而，它的章程规定，不低于60%的资金将投向淄博地区乡镇企业，其余部分投资于国家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和上市公司股票。

12 月15日，淄博乡镇企业基金首期基金券开始发售。首期额度1亿元，每份面值1元，发行价格1.03 元。这其中，发起人认购2 700万元（份），法人认购 17 万元（份），社会公众认购 7 283 万元（份）。

一石激起千层浪。

据媒体报道，当时基金券的发行遭到疯抢。“淄博基金刚发行的时候是 1.03 元，在淄博市柜台交易很红火，想买还得找关系，后来翻了十几倍。”现年71岁的淄博南定镇田家村原支书张锡友回忆起来仍很激动。

当时的淄博经济也呈现一派“大干快上”的氛围，大家纷纷开办陶瓷工厂。“那时候每年都考核，从区里到市里，政府鼓励上项目，每年必须发展几个，当时我们是领头的，土地政策也宽松，拿地手续很好办。”张锡友说，政府鼓励发展陶瓷产业的时候，都是先上项目再补办手续。

田家村此后整合成立了天佳集团，也进入淄博基金的投资名单，前后共获得近3000万元的投资。

山东《大众日报》的报道将淄博基金称为经济的“发面引子”。

基金运作期间，累计为淄博地区 80 多家乡镇企业投入 1.6 亿元，地带动了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

《创业家》杂志刊载了淄博基金服务中心原主任王道云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称，由于淄博基金规定不低于 60% 的资金必须投资于乡镇企业，大家还担心资金用不完。

做了初步筛选后，淄博基金确定了首批拟投资的5家企业，共投资近2000万元。有了这5家的示范效应，后来的企业都很积极。发展前期的5家差不多花费了半年时间，之后从5家增长到50家，只花了半年时间。

淄博基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中拔得头筹，这是淄博地区掀起的经济改革浪潮中涌出的一朵浪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面临如何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如何处理集体积累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如何发展乡镇企业等一系列问题。

1984年，淄博市周村区长行村制定了《长行村股份合作社章程》，通过“集体积累、按劳折股、企业自留积累参与扩股、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按股分红”的办法，开创了一种将股份制列入合作制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

1988年4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山东省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请示的批复》，国务院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批准淄博市周村区为全国性试验区。改革试验的主要内容是推进股份制改革，推进股票流通。

王道云回忆说，当时股份制还是个新鲜的话题，乡镇企业对此也不感兴趣。

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经济学教授厉以宁特意动员50多名学生深入试验区各大公司实习考察，给企业讲解股份制改革的意义。

彼时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职的李青原，同样参与促成了淄博基金的诞生。巧的是，他们去海外考察基金业的经费，是由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管理的一笔联合国资金提供的。

而该中心主管是一位名叫孙杰的年轻人，当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后，他会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主任，成为这个行业的监管者；2012年又出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任会长。

历史就是如此奇妙，在无形中捻拨着芸芸众生的人生轨迹。

淄博基金成立之后，厉以宁、李青原均出任基金公司专家董事，包括他们在内的专家董事团阵容堪称豪华。根据淄博基金上市公告书，淄博基金董事会共有9名董事，5家发起人单位各出一名，另有4位专家董事。除厉以宁外，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司副司长的李青原，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的夏斌，时任清华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学系主任赵家和都赫然在列。

山东省中部的一个小城，由此在中国基金历史上留下了浓抹重彩的一笔。但是，淄博的热潮并不是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