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华尔街的大佬，或者是身家亿万的对冲基金经理，那么和几个世纪以前的贵族、实业家一样，你也会面对这个问题：怎样解释你和每天在街头邂逅的众人之间存在的巨大财富差距？诉诸基督教神学或者进化论，在今天都无法令人信服。取而代之的是，你可以倒向另外一个绝对真理的来源：经济学原理。这门经济学导论课程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收入等于其边际产出：你必定会收到等同于你工作价值的工资。不平等仅仅反映了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有技巧或者更努力的事实。此外，人为调整这种收入的自然分配（比如政府税收）会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从而让所有人的处境变差。更通俗地说，供求法则确保了物尽其用，进而*化社会福利。诸如通过管制来对这些基本准则进行干涉的行为，只会造成“无谓损失”，减少经济体的总产出。我们居住在所有可能性中*的世界里（或者说一旦摆脱税收和人为调控，我们将会生活在*的世界里），并非因为上天已经做得足够好，而是因为其他世界会让每个人的状况变差。

把最基本的经济学课堂知识当作对所有社会现象的普遍性解释的习惯被称为经济原理主义。支撑这种习惯合理性的前提是人、公司和市场会根据经济学原理教材上抽象的二维图表决策并行动，即便那些图表背后的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能成立。通过经济原理主义这一巧妙的维度，人们可以对现实世界做出解释。和其他类似的框架一样，经济原理主义也隐含了一系列的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简单的供求模型显示税收让就业减少，那么人们就可以认为高税率是不好的，必须降低税率。由于这种推论借助了“经济学”的权威，经济原理主义成为一种华而不实的法宝。然而，表面的经济学推断能够达到多种目的，在现今世界，这些推断经常能够为已经存在的社会秩序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正名，同时也会说明任何企图改变现有秩序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对于旨在帮助普通工薪阶层的言论，经济原理主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提高低工资以后，低收入者就能拿到更多的钱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然而世界并不是如此运行的。祖德·万尼斯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华尔街日报》（美国商业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核心专栏上这样说：“任何低工资的增长都会引致实际产出和就业率的下降。”万尼斯基是里根的顾问，里根也同意这种观点：“自大萧条以来，低工资造成了比其他任何事物都多的苦难和失业。”以对富人多征税来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听起来是不错的尝试，但格里高利·曼昆（世界上*的经济学教材的作者）解释道：“随着‘高收入纳税人’面临更高的税收，他们提供的服务会变得更少。”或者用 2012 年副总统竞选人保罗·瑞安的话来说：“更快的经济增长、更好的社会状况和更多的劳动力供给的关键是低税率。”此类例子数不胜数。金融市场、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经济优先的原则简化。

这些论调在媒体上以及在政治家的口中出现得太频繁了，以至它们成为当前社会风貌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这些说法都有一个相同的来源。它们是建立在经济系学生*个学期就知道的理论之上的：由供求驱动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任何产品的供求都决定其价格；价格为个人和公司创造了激励，而这些激励能够确保消费者拿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公司也能实现效率*化，资源在整个经济体中实现了*配置。正如划时代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 1948 年所写的那样，最基本的理论是“30年过后，那些社会精英还能够记住在大学里学过的经济学课程”。（萨缪尔森因《经济学》而被人熟知，他曾经说过：“只要我可以写一部官方认可的经济学教材，我就不在乎谁制定法律，也不在乎谁签署复杂的国 际协议。”）然而，这个优美的供求模型，依赖于一系列不现实的假设。“完全竞争市场”要求所有的供给者提供相同的产品—没有特征、质量或者其他方面的区别，并且要求每个公司的相对规模都不大，以使每个公司的行为不会影响总体供给。如果假设得不到满足（比如在手机服务市场、航空运输市场、汽车市场、图书市场或几乎全部市场中都得不到满足）那么供给和需求就不一定能够产生*的价格了，资源的配置就有可能是扭曲的。再如，“低工资增加失业”的论断假设目前所有雇员都被支付了全部的工作价值，否则就会有雇主 支付多一点儿的工资去挖走他们。同样地，这个假设在现实世界的快餐店和酒店中也不太可能是真的，在这些地方，工人没有什么议价权力，而公司就可以占有大部分由工人创造的价值。经济原理主义做出了必要的假设，并忽略了与之不相符的事实，从而把现实世界中的所有问题简化成了模型，还仍然以相同的模式回答这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原理主义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